1957年12月，毛主席乘飞机去上海，飞机飞到南京时，毛主席突然决定在南京降落，他想在南京机场候机室与江苏省委领导开个会。随行人员赶紧向机组人员传达毛主席的这个指令，驾驶人员一听，都大吃一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编排密码与南京机场电台联系是不可能的。随行人员又急忙将这个消信息报告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却说：“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嘛！”
1957年深冬，毛主席的专机升空前往上海。那是一架伊尔-14型螺旋桨客机，性能在当年已属顶尖，可无线电通讯手段依然停留在密码电报时代。所有涉及领导人出行的空中联络，一律必须加密，任何一个汉字都要转成四位数字电码方可发送，地面收到后再逆向译出。
规矩严苛到近乎不近人情，但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天空里飘着任何一串明码，都可能变成对岸情报部门的重大收获。
这趟飞行前半程一切正常，直至飞机进入南京上空。按照既定的航路计划，专机根本不会在南京落地，机组成员也早已习惯这条熟悉到近乎单调的航线。
可就在这个时刻，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拿着一张小纸条快步走进驾驶舱，纸条上只有一个意思：主席要求立即降落南京，召集江苏省委领导到候机楼开会。
消息来得全无预兆。整个机组瞬间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之处：飞机此时就在南京头顶，几分钟后便要飞过机场空域，而整套加密通讯流程至少需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把这条指令安全传达到地面。通讯员几乎要站起来，时间断然不够用。
何廷一不敢迟疑，立刻折返后舱汇报。片刻之后他再次出现，带回了一句令在场所有人倒吸凉气的答复：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这意味着用明语对着无线电直接喊话南京机场。1957年的两岸对峙正值白热化阶段，国民党方面的无线电监听昼夜不停，任何一条明码对话都可能被秒速截获破译。
毛主席此时的行踪一旦以明语送入电波，无异于把自己的精确位置毫无遮掩地摊开在对手眼前。倘若对方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后果根本无法预估。机组人员和随行保卫几乎本能地在心里拉起最高警报，然而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何廷一果断发话：主席坚持这样做，必须发。
通讯员压下满脑子的忐忑，按下通话钮，一串毫无掩饰的明码电波从高空直坠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塔台值班员当场懵了，迅速把消息传递出去。
接下来的场景近乎一场无声的冲锋：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放下手边的一切公务，带着省里的负责同志火速赶往机场，候机楼被临时清理出来，警卫力量在极端紧张的时间里仓促布防。每一秒钟都在挤压着人的神经。
可那个下达命令的人，从飞机上走下来时，神态与整个紧张场面格格不入。他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扫视四周，就那样不紧不慢地走进候机楼，和赶来的人一一握手落座，开口便直奔主题。
那个时期，全国正全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工业指标上的分歧也相当激烈，经济建设站在一个需要抉择的路口。
毛主席迫切想听到江苏一线的真实情况，从粮食产量、水利工程，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基层干部的执行力，他逐一发问，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几行要点。会场里讨论密度极高，江苏方面也没有任何敷衍，坦率地把难处和成绩一并摊开来说。
这份旁若无人的镇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此前在长江游泳时的某些画面。1956年夏天，他在武汉提出要游长江，各级负责人几乎全是反对意见，水质、流速、安全没有一个让人放心，层层报上来的时候措辞一个比一个凝重。
可最终他仍然下水，在宽阔江面上从容漂游数十分钟。岸上的人紧张得连呼吸都重了，而他出水后第一个念头是细数江水的流速和浪涌。这类行为被很多人归结为胆略，但细看就会发现，他真正在意的永远不是那个惊险的过程，而是事情本身——游泳是为感受江河，临时落地是为了解实情。
南京那场候机楼会议持续不短，结束后毛主席重新登机，继续飞往上海。飞机离地那一刻，机组人员悬了半天的心终于慢慢落回胸腔。
回看这一幕，后来者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那一声明码呼叫的魄力，但真正支撑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恐怕并不是对风险的无知或轻视，而是一种强烈到压过一切谨慎的迫切感——他要赶在最短时间里，听到最真的声音。
这种迫切感让他觉得，那些严丝合缝的安全规程可以往后放一放，哪怕是让行踪在空中短暂地“裸奔”，也比错过一次直面现实的交谈划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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