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海家族是马来西亚砂拉越与新加坡两地最具影响力的闽籍华人家族之一，自1830年王友海出生，到其子王长水、曾孙王其辉，祖孙三代跨越布洛克王朝、日据时期、英殖民地时代直至马来西亚建国，在商界、政坛、华社领导层持续发光发热百余年。
从白礁贫寒子弟到砂拉越福建帮侨长，从华人甲必丹到联邦部长，这一家族不仅创造了巨额财富，更以“福建公会”为纽带凝聚乡亲、传承文化，其家族史的绵长与显赫，在海外华人史上实属罕见。
从舢板商贩到砂拉越首富：王友海祖孙三代的百年基业
王友海（1830-1889）
王友海家族的传奇，始于一个新加坡贫寒少年的远航。
1830年，王友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赤贫家庭，祖籍福建同安县积善里白礁社（今漳州市龙海区角美街道白礁村，注：旧属泉州同安县积善里二十都），他七岁丧父，母亲独自抚养三子三女。因家贫未能接受教育的他，十五岁便出外谋生学做生意。
1846年，十六岁的王友海听闻英国人统治下的砂拉越蕴藏商机，毅然乘船前往古晋探路。在途中，他与林英茂一见如故，两人发现当地马来土著日用品奇缺而土产滞销，遂决定合伙经营两地贸易。
创业之初的艰辛难以想象。王友海寄宿在砂拉越河畔一个马来村长家中，每天清晨摘香蕉配白米饭后，便和林英茂划着小舢板沿河收购土产。积攒一定数量后，再以小帆船运往新加坡出售，采购另一批货物运回古晋贩卖。从砂拉越到新加坡，一趟航程少则三天，多则十天。
正是在这样原始的“以货易货”贸易中，王友海凭借正直、诚实、守信的品格，赢得了新加坡商家的信任，得以赊账采购更大批量的货物。1846年，两人正式组建“友海·茂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新加坡与砂拉越之间贸易的先行者。
古晋友海街
此后的数十年间，王友海的事业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他不仅在砂拉越各埠开设硕莪粉厂，还在新加坡设立启昌友海公司。1872年与林英茂拆股后，他独资经营“友海公司”，业务版图覆盖土产贸易、航运、鸦片与酒类饷码等多个领域，其雄厚财力令砂拉越统治者为之侧目。
第二任拉者查尔斯·布鲁克在1875年筹建砂拉越新加坡轮船有限公司时，力邀王友海入股并出任董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王友海的事业达到巅峰，友海公司超越潮州帮的义顺公司，跃升为砂拉越最大的华资商行。
1885年，他独资在古晋市中心兴建一条新街道及沿街四十栋店屋，这条街被命名为“友海街”，至今仍是古晋的历史地标。
王友海的遗产继承，在家族史上留下了一段特殊的插曲。1889年王友海病逝时，遗嘱将所有家产——包括友海街店产、友海公司、硕莪厂等——全部划归新加坡的妻儿，仅规定从新加坡三间店产的租金中按月拨给古晋遗孀张淑恭作为生活费。古晋的王长水虽然继续经营砂拉越友海公司，但实际上已受雇于新加坡同父异母的兄弟。然而，王长水凭借过人的才干，不仅继续书写了家族荣耀，更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王长水（1864—1950）
王长水（1864—1950）出生于古晋，年少时在圣多玛学校求学，后赴新加坡深造英文。十八岁被召回古晋协助父亲管理家族生意时，正值其父事业巅峰。年轻的王长水总揽大权，管理土产行、硕莪粉厂，还到工地监管友海街店屋和王家大院的施工，更协助父亲夺得了砂拉越、沙巴独家经营鸦片、酒和赌业的专利权。1920年，王长水正式脱离友海公司，于友海街创设“协顺兴”商行，后发展为“王长水父子公司”。
王长水的商业眼光同样敏锐。二十世纪初，他联合福建帮众商贾，业务涵盖土产交易、硕莪粉厂、树胶园丘、航运等，更于1913年结集福建帮商圈资金，创设了砂拉越第一家银行——中华银行。1919年，他联合闽商集资承顶慕娘公司所持股份，将船运公司正式易名为砂拉越轮船公司，并以大股东身份出任董事长。至1947年因年迈将董事长职位交予女婿黄庆昌时，公司已拥有四艘定期航行于古晋与新加坡、马来亚各城市间的大货轮，以及多艘小货船和多座货仓。
王长水的社会地位同样显赫。1888年受委为最高法院法官，次年接任华人总甲必丹。
1912年，拉者政府在海唇街大伯公庙斜对面兴建“华人裁判庭”，委任王长水为庭长，审理华社内部民事案件。1923年，他受委特别行政委员，在拉者出国时协助掌理国务，后来还成为国会议员、最高议会终身议员，相当于拉者王朝的内阁部长。1928年，拉者政府授予他新设立的砂拉越“瑞星勋章”。经历布洛克王朝、日据和英殖民地政府时代后，王长水于1950年以八十六岁高龄逝世。英国驻砂拉越第三任总督安东尼爱贝尔特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全州各官方机构下半旗致哀三天，这是对一位华人领袖前所未有的礼遇。
马来西亚科学工艺及环境部长、丹斯里王其辉
王友海家族第四代代表人物王其辉（1914—1987），则走上了从政之路。他是王友海曾孙、王长水之孙、王观兴之长子。
早年在圣多玛中学毕业后，负笈新加坡圣安德鲁中学，后转入马来亚沙登农学院，再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6年学成返国后受雇于砂拉越农业部，主持开发五大河流域的农业、森林和水产资源。
战后，在岳父黄庆昌的建议下，王其辉辞去公职进入商界，出任黄庆昌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联昌银行经理等职。1959年，王其辉参与发起创建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并当选为首任主席。1963年，他领导人联党参与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后的首次大选，中选为国会议员。1970年人联党与土保党组成联合政府后，王其辉奉召入阁，历任马来西亚不管部部长、工艺研究及地方政府部长，1976年至1982年出任马来西亚科学、工艺与环境部长，直至退休。
王其辉被砂拉越政府授予“拿督”“拿督斯里”“拿督阿马”，1975年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
福建公会与百年慈善：三代人的卓越贡献与文化传承
古晋“友海街”
王友海家族的卓越，不仅体现在商业成就与政治地位上，更在于他们对海外福建社群的组织与凝聚，以及对中华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早在1871年，随着漳泉与厦门等闽南语系移民大量涌入砂拉越经商和开垦，古晋人口剧增，王友海等人意识到有必要成立同乡会，以救济贫困同乡、解决住宿问题。于是，他发起创立“福建公司”，首届总理由王友海担任，直至他病逝。
福建公司（后改名为“福建公会”）在成立之初，便扮演了多重重要角色。一方面，它协助解决同乡之间的摩擦，润滑缓冲同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为初来乍到的移民提供落脚之处和生活上的帮助。王友海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他的成功激励了大批闽南移民前来经商，他积极扮演居中牵引的角色，协助安排新客的工作与生活。福建公会的建立，使得闽南商圈内部团结得以稳固，乡亲之间的纠纷得以排解，不同方言群体之间的纷争得以缓和。
这一组织至今仍在文化传承、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古晋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
古晋福建公会
王长水继承了父亲的这一事业。父亲去世后，他接掌福建公会主席一职长达四十多年，直至1931年才告老荣休。他热心华社事务，尤其重视母语教育。1912年，他联合漳泉商帮众多先贤，集资创办了“福建义校”，传承华文教育的薪火。这所矗立在达闽路山丘上的华文学府，于战后改编为中华小学第一校，一代代传承至今，为无数华人子弟提供了接受中华文化教育的机会。此外，他还在1929年发起筹组砂拉越华商商会（后易名为古晋中华工商联合会），出任会长职，这个商团组织被誉为华社的最高机构。
王长水对华社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积极协助新移民群体的融入上。1900年，他经林文庆介绍认识了黄乃棠。当时黄乃棠来到古晋，与砂拉越第二任拉者查尔斯·布鲁克商讨有关福州人移居诗巫地区开垦的事宜。王长水将黄乃棠引荐给拉者后，还帮助他草拟了三十一项垦约。1901年第一批福州拓殖先民抵达古晋时，王长水帮助他们寻找临时居所，并协助寻找交通工具将移民从古晋送到诗巫。这种超越方言和籍贯的胸怀，正是福建公会精神的最好体现。
王友海家族的慈善传统，在新加坡同样留下了深远印记。1872年，王友海念及族人南来亦会流离颠沛，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慈怀，与同乡同宗王求和（王九河）、王沧周各捐资五百大洋，共一千五百大洋，购置新加坡武吉智马路四英里谦福律的“勃老恩山”山地二百二十一英亩，俗称“姓王山”，无偿献给福建王氏族人作为居住、种植、丧葬的用途。
三位献山人不为名、不为利，以至后人只知“姓王山”而不知山主为何人。这一慈善信托后来发展为王氏慈善（开闽公司），1924年正式注册，至今已逾百年历史。1999年，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亲自主持了王氏慈善（开闽公司）新所建筑的开幕仪式，并庆祝三位先贤献山一百二十七周年暨王氏慈善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
黄佛德（左）与其姐夫王其辉（右2）、李光耀（右1）
王友海本人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作为闽南帮华商所管理的凤山寺广泽尊王庙的理事长，他除了整顿庙务、按时主持各种神明圣诞的祭祀仪式外，还在庙里办私塾，聘请老师教授四书五经，让同乡子弟有了求知识字的场所。从出任凤山寺理事长到统领福建帮，再到受封“华人总甲必丹”，王友海将华人社群的自我管理与文化传承紧密结合，为海外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古晋以华族先贤命名的街道，见证了王友海家族的独特地位。王友海路、王长水路、王其辉路——这三条道路分别纪念王友海家族祖孙三代，这在海外福建人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从王友海十五岁划着小舢板沿河叫卖，到王长水担任拉者王朝的内阁部长，再到王其辉出任马来西亚联邦部长，王友海家族横跨三个世纪、延续百余年的显赫历史，不仅是海外福建人奋斗的缩影，更是中华文化在异域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生动写照。
福建公会至今仍活跃在古晋华人社会，延续着王友海“协助同乡、凝聚社群”的初心，这一跨越百年的精神传承，正是这个家族最可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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