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于官宦门第，幼年因父亲卷入戊戌变法而家道中落；少年苦读奋进；中年历经战乱、家破人亡，看透世态炎凉，最终在年过半百时遁入空门，于南华寺受戒。宽能法师的九十五载人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侧影。她不仅是佛门修行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亲历清朝覆灭、民国动荡、抗战烽火，更在新中国获得新生，成为佛教界代表。这份自述，是一位比丘尼的修行志，更是一位世纪老人对沧桑岁月的沉静回望。
出身书香门第
我的祖籍在广西桂林市郊临桂县两江头村，俗家姓龙，名六纬。祖父龙朝言，字寅绶，清光绪初年曾任翰林院编修、江苏煦容知县等职，后因病休职，在我出生前即已去世。叔祖焕轮，光绪年间曾任翰林院编修和广东曲江、澄迈知县。父亲龙泽厚，字积之，清末优贡出身，先后在四川、江苏、上海、广东等地任职，当过知县，还做过大学校长。
家庭突遭变故
我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而从童年时代起，即饱尝人生忧患，深感世态炎凉。在我三岁那年开始，家中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和变故。先是父亲突然吃了一场官司。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遇害，父亲因与康有为关系密切而受到株连，被捕入狱。两年后释放出狱，瘦骨嶙峋，胡子长长的。那时我才五岁。
父亲坐牢期间，我家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家五口，全靠母亲一人做针线活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父亲身在牢笼，母亲陈元华焦虑如焚，无计可施，只好向平日常相来往的宗仰老和尚求救。而这位慈悲为怀的出家人，除了叫母亲每日多念几遍《大悲咒》之外，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由于这样，孩童时代的我便开始同佛经发生了接触。
我的读书生涯
父亲出狱之后，旋即前往广州，并在友人的劝说下留在广东，在省教育局任职。不久，又把我们全家从上海接到广州，住在小北门大石街。我就在位于这条街的初级女子师范附小读书，母亲在女子师范做训育员。我现在会说粤语，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那时候，学校里读的是四书五经，开学时还得拜孔夫子。记得1908年光绪皇帝死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要在腰间束一条白布，为皇上戴孝。学校里设有孝堂，学生上学先要到孝堂拜过皇上牌位，然后才上课。
在我踏进校园的那一年，父亲应聘到汕头担任大同大学堂堂主（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大同大学位于南海之滨，环境优美。每逢节日假期，父亲常常接我到他那里玩耍。在那里，我认识了与父亲同事的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成了闻名全国的“革命党”。父亲因与梁启超交往甚密，也被人目为“新党”、“革命党”。当时正在曲江当知县的叔祖焕轮，也因此断绝了与父亲的来往。
在主持大同大学堂校务期间，父亲有暇常常研读《易经》，有时还向我和姐姐讲述他的心得。这对于我后来信仰佛教有一定的影响。
十二岁那年，我由附小升入女子师范。当时班上最要好的同学，要算是王淑宜。我们的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在班上不是我第一她第二，就是我第二她第一。我除了勤奋学习，还酷爱体育运动，经常参加玩秋千、哑铃等活动，因此身体素质较好。今年我已九十四岁，还能有现在这样的体质，可以说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宽能法师青年时期（右）与亲友合影
我的不幸
然而对我来说，更为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十五岁那年，当我在广州女子师范毕业，回到广西桂林探望老家时，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毛病。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满头黑发差不多全部掉光了。头顶光秃秃的，哪里还象个姑娘家的样子呵？！在此之前，我整天梦想着读完师范上大学，而后再出洋留学。在我未来的道路上，仿佛充满了希望和阳光。可是现在，所有这些一下子全完了。我难过得病倒了。
父亲、母亲都是笃信佛学的，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痛苦，他们要我到灵学会去抄写佛经。佛家经典中反复宣扬的那种与世无争的思想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心里想：“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吧！”
在家里，我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他们见我头发掉光，心情苦闷，比我还要焦急难受，便在北京、上海等地邀请名医为我诊治。十九岁那年，一位中医所开的药方竟奏奇效，我那久已光秃的头顶又长出了浓浓的黑发。我们全家高兴到了极点。为了表达对那位中医师的衷心谢意，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绣了一幅很大的中堂画和对联送给她。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局势动荡，父亲在官场中的起落浮沉，往往使我家的生活受到影响。也许是由于心情过分抑郁的缘故吧，二十一岁那年，我旧病复发，头顶上的黑发又全部掉光。多次服用原来的药方也无济于事。
1921年，我随同家人到上海就医，找遍中西名医，仍然没有好转的希望，我的心情越加忧愁。父亲叫我到斜桥道德社抄写经文，借以解除愁闷，消磨时光。同时，母亲又带我到玉佛寺听梅光羲居士讲解佛经唯识论，佛教教义逐渐在我的心坎深处播下了种子。
宽能法师阅读人民画报
更为不幸的姐姐
提起我的姐姐，她的命运比我更不幸。姐姐名叫九经，她博学多才，尤长文学，因此为国民党一个姓焦的立法委员看中，尔后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立法院院长于右任作媒）结了婚。
婚后不久，夫妻之间感情上便产生了裂痕，姐夫对待姐姐态度十分粗暴，不久之后竟接连讨了两房姨太太。姐姐气极，愤然离家到外面办学，姐夫不但不思己过，反而变本加厉，在精神上百般折磨姐姐，致使婚后十二年姐姐即愤而死。这场由于婚姻不自由而造成的悲剧，令人不寒而栗。尤其使我万分气愤的是，姐姐尸骨未寒，这位身为立法委员的姐夫，竟然恬不知耻地向我求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算是看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遁入空门，修持佛学，以求解脱一切世俗烦恼的念头。
宽能法师打坐中
国难与家难
然而，人间的烦恼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脱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眼看这样下去，终有一天南京会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我和曾任国会秘书的哥哥便陪伴父母亲，全家回到久别的家乡桂林。哥哥在省政府税务局任副局长。我先是在家照料双亲及侄儿们的生活，继而又拿出历年积蓄的一万多元，与人合作，在桂林市内的阳桥附近开办锯木厂，由我担任董事。
1940年，母亲因病去世。
1944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由南中国到印度支那的陆路交通线，向湖南、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湘、桂全线大溃退。父亲不幸死于战乱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哥哥的死和侄儿们的失散，更使我如雪上加霜。日寇沦境前夕，风声鹤唳之中，哥哥带领税务局的职员疏散到昭平。其时民穷财尽，而那些职员却只知每月伸手要薪水，哥哥又气又急，却又无计可施，不久便病死在昭平。哥哥一死，一向由我照料的几个侄儿又下落不明，这使我忧心如焚，五内俱伤，欲求解脱而不可能。
决心遁迹空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寻找侄儿。想方设法筹措路费奔赴昭平，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尚在襁褓中的、最小的侄儿。而早年失散的大侄儿却在重庆找到了职业，赶到昭平找我们来了。我喜出望外，小侄儿从此有人抚养，用不着我当姑姑的为他操心了。
离开昭平，我到了梧州。当时，在桂林筹措的一点点钱也已用光，因此首先得解决工作和吃饭问题。哥哥在省税务局任职时的一些下属和朋友，光复后到了梧州，仍在税务局工作。他们中有些人，在桂林时常常是我家的座上客，不时给哥哥送礼，亲热得不得了。而当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妹妹穷途潦倒，衣食无着，正需要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他们却报以白眼，视我为路人。经百般恳求，局长才勉强同意让我在局里当个录事。三个月以后，国民党政府由于发动内战财政支绌而大批裁员，我这个小小的录事首先被辞退了。
这个时候的我，年已半百，历经坎坷，饱尝辛酸，职业无着，借贷无门。心情的沉重和哀伤是可想而知的。回想半生经历，不觉思绪万千，世道如斯，做人是多么难呵！一天，我肚子实在饿了，不由自主地移步来到西竺园尼姑庵，要了一碗斋面。一边吃，一边想：我何不就此遁入空门，做个出家人，过几天心境平静的日子呀！
我的虔诚感动了住持，不久，我住进了西竺园幽静的庵舍里。在那里，我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
受戒南华寺
1947年，在我的一生中是个重大的转折。这年，广东曲江南华寺要举行“千佛大戒”，就是说要接受一千个俗人受戒出家，这对于早已要求出家的我来说是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在我的坚决要求和道友们的帮助下，西竺园住持同意让我和另外四位师兄弟（包括现在西山洗石庵的昌慧法师）一起前往受戒。
我是怀着极度虔诚的信念受戒出家的：人生一世，不外一个苦字，难得一样是如意的，唯有修持佛学，摒弃种种俗念，才能解脱一切烦恼。“忍一点风恬浪静，退三分海阔天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出家人就该这样。试问不栽树，哪来的果？不修阴德积行善，哪得成正果？
南华寺旧称宝林寺，位于曲江县城以南曹溪畔，创建于南朝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寺庙规模宏大，四周峰峦奇秀，古木参天，唐代禅宗六祖慧能曾在此讲经说法，是中国佛教著名寺庙之一，号称岭南第一禅林。我们来时，寺中原有男女僧众一百多人，同时前来接受千佛大戒的一千多人，年长者居多。住持僧虚云大和尚为我起了个法号，叫“释宽能”。虚云大和尚是位高僧，他修研佛学造诣很高，并以其高行大德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59年圆寂（去世）于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享年一百二十岁。
虚云大和尚是我的戒师，说起来，他该是我的第三位师父了。我在佛教界的第一位师父，是苏州灵岩山寺的印光老法师。他也是有名的大德高僧，是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在佛教诸流派中，我属净土宗，这主要的就是由于受到印光老法师的影响。我的第二个师父，是南京毗卢古寺的圆瑛老法师。他使我懂得不少关于佛学的道理，我曾根据他的讲述和我个人的认识，记录整理写出了《三乘教义》。圆瑛老法师读后十分高兴，曾作诗称赞：“善根宿慧是前因，好似莲花不染尘。矢志保贞归佛院，楷模巾帼有斯人。”
《三乘教义》这篇佛学著作，后来由中华商务印书馆作为“佛教小丛书”之一出版发行，受到国内外佛教人士的重视。
南华寺的寺规和戒律比较严格，佛门的日常生活也比较清苦。早晚要做佛事，每天只吃两餐。但是对于尝尽人间冷暖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我来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南华寺中有几座藏经楼，收藏经书逾万卷。每天除了做佛事，我就到藏经楼去，潜心研读《释藏》等佛家经典。深深的寺院，奥妙的经书，把我和纷纭复杂的尘世隔绝开来了。我自觉暂时得到了解脱。
驻锡桂平西山
对我来说，真正的解脱是在我来到西山，更确切地说是在桂平获得解放之后。
1949年7月，经蒋淑英居士（国会议员程修鲁的夫人）等人的大力推荐，桂平西山风景区建设委员会去信南华寺，邀请我前来桂平主持西山佛务。我在南华寺过惯了，来不来西山，一时犹豫不决。后来桂平方面又接连去信，情词恳切，我不得不来了。
当年9月，我来到了桂平。那时候，西山上的几座寺庙，大门深锁，洗石庵还堆满了军火弹药。目睹赫赫名山，一片破败荒凉，令人为之心酸。几经交涉，国民党县政府才把庵里的军火搬走。接着又得到城里一些居士（不出家的佛教徒）的热心帮助，重新收拾庵堂。农历中秋节，我住进了洗石庵，恢复礼佛活动。12月初桂平解放，不久便成立了人民政府。
万万没有想到，象我这样一个身居古刹的老尼，在社会上竟然有了政治地位。先是人民解放军派代表找我谈话，说是宗教信仰自由，请我继续主持西山的佛教事务。后来，人民政府又组织我到武汉、北京等地参加佛教协会活动。在一次大会上，我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近年来，我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和县政协副主席，并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委员。我深深感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我经历过满清、民国两个朝代，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关怀人民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又是如此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坚持佛事活动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抗战期间驻锡西山龙华寺时曾著文提出推进新佛教的主张，号召所有的佛教徒走“学术化、生产化”的道路。三十多年来，我和其他僧众为实践巨赞法师的这一主张做了不少努力。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解放前夕一度濒于绝迹的西山名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产量大幅度地增加了。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修研佛学，做佛事，从不间断。但我从来不滥收出家人。我觉得，时代不同了，在今天的社会里，真正要求脱离尘世受戒出家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还将长期存在的佛教，今后仍然需要有人从事专门的研究。党和国家允许信仰宗教自由，许多名山宝刹（包括我们西山洗石庵）今后仍然需要进行正常的佛教活动。但是专门从事佛学研究和管理寺庙的人才，今后主要是由佛教协会开办的佛学院来培养，用不着我们出家人去操心了。
诚然，佛教界也有过令人不堪回首的日子。然而由于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恣意破坏宗教政策，大肆摧残佛教人士的现象，很快便被纠正过来了。
1979年5月，巨赞法师从北京来信，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前后，屡从桂平传出余死讯，甚至谓见诸报端。最近冯振教授来书言，78年3月在南宁，闻桂平西山比丘尼言，余在新疆劳改队中不幸逝世。实则余未去新疆，虽被禁七年半于北京看守所中，而从未劳改，身体仍健。”信中还附了他的一首诗作：“西山景色近如何？犹忆当年忧国歌。噩耗屡传余仍健，殷勤中谢萨婆诃。”
我给巨赞法师复信说：十年风雨过去，现在桂平西山的景色更佳，水更甜，茶更香，寺庙修葺一新，出家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从事正常的佛事活动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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